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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铃:中国的卡廷惨案——张莘夫饮恨千秋

October 10, 2017
2017-10-09  往事并不如烟N

文|赵晓铃  来源:汉尊游学

 

 

 

1

 

 

前苏联官方一直宣称,是德国纳粹在1941年秋天占领波兰以后杀害了两万余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知识分子,把他们软埋在卡廷森林里。

 

很长时间以来,卡廷在苏联和波兰都是禁忌。不可以有与官方相左的说法。在波兰电影《卡廷》里,二战结束以后,知情人噤口不言,有的还被迫自杀。青年报考大学时,不能真实地填写父亲是在1940年被苏联人杀害的,教堂里不许安放在卡廷被害的波兰人的墓碑,坚持真相的人被处极刑。

 

50年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时交出了有关档案,拂去了历史的疑云,但1940年苏联残忍杀害这些波兰人的事实,一直没有写进教科书里,很多俄罗斯人至今不知道这个被称为卡廷惨案的历史事件的真相。

 

这让人想起中国的张莘夫事件。

 

也是一个血案。

 

与卡廷比,被害人数少很多,但是事件发生时,战争已经结束,知道的人很多;然而不久以后,这事的真相也成为禁忌。至今,知道的人还是不多。

 

 
 

2

 

张莘夫原名张春恩,矿业工程师,抗战时在重庆北碚天府煤矿和孙越崎一起工作,做过天府煤矿矿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是大军进入东北,而是从各地调集几百名各专业的建设人才前往东北接收日伪产业。当时中国工业,东北要占到80%!这些产业,应该为战后重建中国服务。

 

经济部任命张莘夫为十七名接收委员的首名领班。他们在1945年10月到达东北,不能顺利接收,11月又退回关内。

 

1946年1月,张莘夫第二次飞到长春,又到了沈阳。日本战败,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抚顺煤矿生产不正常,以致铁路缺煤。国府与苏联方面达成有关抚顺煤矿归属的协议,1月14日,因苏方通知,张莘夫带了了七个技术人员,和几位铁路路警,乘专车往抚顺去接收。

 

然而,1月16日,张莘夫们被杀害在离抚顺25公里的地方,抛尸东北的荒野雪地里。

 

张莘夫遗体被找到时,身上被扎了18刀!

 

张莘夫一行究竟为何人所害?为什么?

 

1月26日,国民政府得到事件的秘密调查结果。

 

原来,1月14日张莘夫等到达抚顺后,立即失去人身自由,随行的路警被收缴枪枝。因为这里的中共人员抵制接收。苏联方面对接收也不配合。16日晚,苏军官员和当地警察来要他们立即乘原专车返回沈阳,张莘夫一行只得上了专列离开。那之前,张莘夫给沈阳打了一次电话,话没说完,电话就被掐断了。返回的专车行至距抚顺25公里的李石寨车站,铁路受阻,停车,一支“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进入张莘夫的车厢,将这八个代表中国政府接收日伪矿产的技术人员拉下车,全部杀害。周围的人听见他们面对凶手悲愤的呼喊,都讲的中国话。

 

 
 

3

 

2月中旬,中国东北的严重局势引起国内外关注。这个时候,中国人才知道了美英苏三国出卖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密约,一时舆论大哗。

 

《嘉陵江日报》转载新闻:

 

“苏军势欲不退,刀光剑影犹存。”

 

“东北,极具爆发力的地区。”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现中国之东北问题又在国际地平线上露其端倪。”

 

“此不幸地区仍有刀光剑影,敌对势态,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余音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预兆,美国人民对东北问题极感焦虑。”

 

报道苏联军队不但没有如其所应允的最初规定,在2月1日撤退,更复变本加利“重建其已撤去之装备,似有长期驻华之势。恐怕中国东北之经济特区将由日本之管制而转与苏联。”

 

纽约时报批评美国政府,认为这很明显是与“美国之参加雅尔达会议,使中国与苏联缔结条约,使中国对东北作种种让步”有关系的。

 

这时,张莘夫们的鲜血染红故乡的雪原,已逾一月。

 

2月20日晚,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东北同学会举行东北问题座谈会,到会师生一千三百余人,打破了历年任何集会纪录。会上,同学、教授“分别就东北问题之重要,接收之黑幕及东北之现状报告甚详,发言者均捐弃一切成见。”“呼吁全国领土完整,主权不容割裂,要求苏联履行中苏友好条约,要求火速撤兵,谈及东北现状,云东北同胞正受比日本统治下更悲惨之痛苦,瘟疫流行,不能医药,工人不能做工,农人不能耕田,商人不能经商,学生不能读书,全场涕泣之声可闻。”张莘夫及七名工程师惨死之经过尤令人悲愤。与会者一致以为,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决不能忍受此种耻辱!当即决定要到政府请愿,唤起国家重视东北危机,并联络沙磁区同学。

 

第二天,复旦大学罢课三天以示满腔愤慨。

 

1946年2月22日,陪都重庆2万学生举行反苏大游行,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边公路步行到市内,从上清寺到民生路,到新华日报社门前,而北碚的同学是从北碚徒步进入市区的。

 

游行学生来到市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出来接见,致词道:“八年的抗战流血得来了东北的收复,绝不能让步一点,而致危害国家主权。”

 

23日,北碚未去重庆城区的各校学生,在北碚市区游行。当晚,到重庆国府请愿同学才走回北碚,一路高呼口号:

 

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

不容许任何借口割据东北!

铲除一切非法地方政权!

铁血保卫东北!

我们不再蒙受九一八的耻辱!

中共应该爱护祖国!

 

有学生还举着这样的标语牌:

 

“苏联=德国+日本”

“斯大林>希特勒+裕仁天皇”

 

25日,南京广州等地学生响应陪都学生请愿,也举行游行示威。

 

26日,陪都各界大游行,在北碚的中央测量学校参加。并发布“为东北问题告同胞书”:

 

现在人类和平已蒙上阴影,国际的信义已在雅尔达密约中损毁,中国民族又临一次自“九一八”以来更严重的国难。

 

东北是我国的生命线,是富强建国的基石,我们必须收复东北。

 

为维护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我们决誓死以趋,摧毁任何任何暴力。

 

一, 苏军应立即退出东北并归还一切运走之物货。

 

二, 拒绝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外的任何要求。

 

三, 严惩张莘夫被难凶手。

 

四, 中华民国的领土与主权必须完整。

 

五, 内蒙及新疆均为我国领土,决不容特殊化。

 

六, 各党各派应尊重国家利益,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

 

张莘夫工作过的贵阳,各界于2月27日上午举行张莘夫烈士追悼会,会后,贵阳大学师范学院及各中等学校各及民众团体联合作爱国大游行。

 

 

 

 

2月28日,张莘夫工作过的北碚,有天府煤矿公司等团体追悼张莘夫的活动。

 

在重庆市内,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及天府煤矿公司,于2月27日上午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礼堂举行张莘夫先生追悼会。工程师学会会员翁文浩,陈立夫张嘉敖,沈怡,吴兆洪,矿冶界前辈吴任之,北大重庆校友会曾琦等,以及工商界人士及各学术团体代表等二百余人参加,各界致送的挽联,花圈布满礼堂。

 

3月3日北碚学术界举行联谊大会,到会北碚各学术机关名流百余人,会前为张莘夫先生殉难事起立默哀三分钟。

 

3月4日上午9时,在陪都青年馆,各界追悼张莘夫等大会更加隆重。

 

到5月,因为内战烽火,张莘夫遗体已不能回故乡吉林,便安葬于沈阳北陵,上万民众参加葬礼,墓前石碑原有铭文,因家属反对,仅立无字之碑。所以到了文革,还能找到立碑处,再建,碑文极简,以不染政治。

 

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总213期上,找到几段当年的铭文。其言也含蓄,不过是为烈士悲愤,以惨痛事实警示国人。

 

“烈士奉命接收抚顺煤矿,有苏方理事玛利偕行,因抚顺有苏军驻守也。自长春至沈阳,而玛利悄之抚顺,以电话告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敖,催烈士速往。或曰事甚尴尬,轻踏不测之机,突糟非常之变将奈何?”

 

“烈士之逢闵凶,东北之多亻叔扰,皆一魔掌之所翻复,一野心所操纵;然而误烈士者何人?误东北者何人?自有良史之笔,直书未已之罪!”

 

“不死于敌人之手,而死于国人之手;不死于抗战之时,而死于接收之时;自必饮恨千秋,而目弗瞑!”

 

张莘夫一行烈士还有徐毓吉、张立德、牛俊章、庄公谋、刘元春、舒世清、程喜田,都是优秀的东北才俊,回到东北老家,一心要重建家园的专才。

 

 

这时,苏联从中国东北撤军,那之前,已拆卸许多工业器材设备运回苏联,运不走的即摧毁。

 

现如今看到人们关注东北经济,以为老大难了,回顾历史,深长叹之。

 

张莘夫遇害几年后,天地翻覆,是否参加过反苏游行是49年之后的政治运动中必须交代的内容。

 

 
 

4

 

我家原来同院的一位老太太,体贴贤淑,慈祥之极,听说曾是右派,甚讶异:

 

——为什么打你右派?你能有什么右派言论?

 

——我说:“苏联放个屁,我们都追齐三十里”!

 

——你参加“二二二游行”了?

 

她笑而不答。

刘亚伟长诗:百年辛亥,漫长的黎明

October 9, 2017

这首长诗,写于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里面蕴含着我复杂凝重的感受。
 

 

一百年前的今天

江汉之滨

几个士兵的枪声

撕破一个古老大国

暗流涌动的黑夜

宣告东亚睡狮苏醒

以民族救亡相召唤

以自由民权为旗帜

以民主宪政为途径

一个用“花”为自己命名的族群

自此开始了一场全新的百年抗争

一百年啊

几代人的血

浇灌着自由民主之花

枯枯荣荣

 

花——华,中华民族

一个爱花的族群

发明了活字印刷

像是对自由之花的承诺

发明了火药

从而让花朵开满了天空

发明了纸

花由此变成纸上的诗句

发明了指南针

使中华精神成了到处播撒的花种

以华丽为荣的族群

印花的瓷器竟成了她的国名

 

百年辛亥

几经风雨  几入黑暗

一百年后回到起点

神州大陆仍处于黎明

专制的幽灵

打着人民的名义借尸还魂

独裁的暴君

把“民族”变成高墙

把“共和”变成绳索

圈禁了自由的心灵

曾经写满了美丽诗句的纸张

被新的活字印刷术

快捷地印满了

谎言、欺骗和颂圣

指南针从民间消失,摇身一变

成了官方一道道禁令

绝不  绝不  绝不

这不准  那不行

而火药则成了统治者的专利

本来是开遍天空的自由心情

却变成装点祥和稳定的卫星

 

百年辛亥  漫长的黎明

今天,在这个日子

我们点亮那些

凝聚着人类智慧的烛火

破除“从来如此”的历史迷障

走出偏见  自我启蒙

大声喊出那些一直被遮蔽的常识

直率  坦然  明确  坚定

——自由  作为最高价值

是天赋人权  就在每个人手中

不需什么人来归还或赐予

——民主  不是让什么人为民做主

而是由每个公民的自由意愿组成

——人民  不是高高在上的虚幻神族

应还原为一个个具体鲜活的生命

——共和  不是全民禁言噤声的强制稳定

而是法律框架下有序的冲突和公平的竞争

——国家  不仅对外代表着民族利益

首先应是每个公民权利的保证

——而政府  不过是一件无法避免的祸害

必须关进宪政的铁笼

只允许其有限地行动

——爱国  根源于人类热爱生命的本性

当国家不能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

不能使她的国民免于饥饿、恐惧和暴政

“哪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祖国”

就必然是发自内心的呼声

 

中华民族  一个爱花的族群

13亿朵花  就是13亿双望眼

睁大  13亿朵花

就是13亿只渴喉  敞开

13亿朵花  就是13亿双臂膀

举起  13亿朵花

就是13亿颗头颅  高昂

13亿朵花聚集起来

那就是花之海啊

可以芳香四溢

也可以是怒涛汹涌

 

我告诉路上遇见的每一个人

告诉听见我喊声的每一个人

辛亥纪念日

我有一个梦想

让玩乐成为每个孩子

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

不再背着沉重的书包

手拉手  走上

即将跳下去的楼层

我梦想  让家庭回归

原有的功能

不再为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愁云密布

使人类最基本的情感

在这里得以传承

我梦想  老人摔倒有人出手相扶

到处可闻老老幼幼之风

我梦想  老百姓过上无忧无虑的小日子

不再被政治和政府无端地骚扰欺凌

 

我梦想  当人们遇到不公

能自由地上街表达不平

我梦想  无论什么人

都不再装扮成圣人圣徒

喋喋不休地教育我

什么行  什么不行

既然人人生而平等

谁也不能以利害相要挟

强逼我一切都得顺从

 

我梦想  将来走在街上

遇到警察盘问

不再因一言不合就被带到警局

一夜不知细节的关押之后

一个善良开朗的小伙

陡然变成手刃数人的狂凶

我梦想  人坐家中

不再有强拆队上门

逼得家人身泼汽油

以死相争

 

我梦想  诗句

不再用来阻挡坦克(1)

警察改行都去种花(2)

那个叫李启铭的青年

不再用父亲的名字当屏障

躲在后面  逃避对责任的担承

那个叫李天一的少年

能多点尊重和宽容

父亲的声威  不再成为打人的帮凶

我梦想着  慈善与虚假彻底绝交

让爱阳光般普照众生

郭美美们回归自然清纯

不再以与权钱相傍炫耀为荣

 

同胞们  放开喉咙

喊出郁积已久的心声吧

真相  不再用审批的方式公布

常识  不再以特例的方式执行

爱国  不再用强化仇恨的方式动员

让这种高贵的感情自然地

流淌出每个人心中

内政  不再用作专制独裁的借口

捍卫主权  能与尊重人权并重

 

今天  我们为法律加冕

今天  把国家的产权重新界定

拥戴法律即位国王

宣告国家的业主本来就是民众

我梦想啊  将来有一天

政客们都不得不来讨好百姓

执政或在野  上台或下台

不再通过暴力更迭

一人一票  平和地进行

 

请先别笑这是痴梦

亲爱的朋友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我反正坚信  一切皆有可能

请看今日之台湾

那里也是我们的国土

那里的人和我们同根同种

谁说宪政民主不合国情民情

当然  这要一个前提

对普世价值文明准则的承诺与遵奉

世间的生灵是一个共同体

任一个体受到损害

我们感同身受  休戚与共

 

用思想扫除自身的黑暗

用行动表达内心的愿景

人是靠不住的  不管是什么人

包括我们自己

法律和制度才是可靠的保证

让变革始于改变自己

不再期望什么圣主  什么英雄

此刻  你就是公民

中国的未来握在每个人手中

 

昨晚  我真的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  这个用花命名的族群

实现了最初的心愿

代代承续着那份美丽的职业

成为地球上的一群花农

                     2011年10月3日星期一于北京

 

注:

1、 “我的诗不能阻挡一辆坦克。我的诗要阻挡所有坦克”,是当代诗人韦锦《蜥蜴场的春天》一诗中的句子。

2、“警察都在种花”是当代诗人王黎明《烟囱的故事》一诗中的句子。

    

 

刘亚伟,笔名亚子,1953年生于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现代性转型。近期有微讲座《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五柳村2017年10月10日(星期二) 凌晨1:11收到

查建国双十感言

October 9,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93

今天是双十节。106年前的今天,武昌枪声开启了告别中国帝制,走向共和的历程。百年回首,沉重的历史、悲催的现实令世人感慨、反思。孙中山、蒋公、经国先生、毛泽东、邓小平等百年风云人物如何点评?国共之争为何中央政府败走台湾?一国两府谁优谁劣?对此种种,中国政党、社会、全球华人的认识大撕裂、博弈空前。

当今两岸之争的一个焦点是如何认识、对待在台湾的百年老店——中华民国。我反复讲过我个人两个观点;(1)反对弃“中华民国” ,台湾独立建国;(2)反对大陆矮化、打压、武统中华民国。

最近颇多争议的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赖清德3日在立法院备询时表示,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在1996年就说过,如果民进党执政,不会宣布台湾独立,“陈水扁时期没有宣布,蔡英文执政时也不会” 。赖院长指出,现在没有一个政党和政府要去推台独公投,“政府不会为了台独发起公投,民进党内也没有这个计划” 。赖还说,他主张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他说,这种理念前总统马英九也曾说过,“马英九甚至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习惯上叫台湾” 。在双十节前,听到赖清德表达的台深绿派的这种更现实、更清晰的观点,欣慰、支持。天佑中华民国!
2017 / 10 / 10北京
(昨晨大封群,我在的群就有30多个被封。昨天我家门口警方开始设岗,24小时三班倒监控,至月底19大结束。昨天北京整天在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呀!)

民国大陆时期历任总统誓词

October 9, 2017

2017-10-10 老衲读史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誓词

 

孙文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袁世凯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辞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黎元洪

 

“现在时局艰难,补救之方,以遵守法律为主。元洪谨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较浅,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

 

“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此后,他也果真一力维护法统,弃专制而向共和。

 

 

冯国璋

 

“国璋由宁北上,曾于艳日通电布闻,一号抵都,亦经电达。目击京畿秩序,渐复旧状,商民乐业,廛市无惊,感观之余,差堪欣慰。比即恭诣黎大总统寓邸,敦请复任,期卸代里仔肩,黎公谦退为怀,坚不见允,再四陈劝,意竟难回,国璋既摄职权,无可诿让。而本月六日,适为新任驻京比国公使呈递国书之期,各国公使,亦订于是日修觐见之礼,均已查照院部成案代行各仪。自雇藐躬,膺滋大任,虽暂时承乏,而兢惕弥深。所幸者得段总理以总其成,又有凡百职司以为之辅,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纷歧,大局可渐臻统一。国璋但求利国,不计其他,耿耿于心,窃愿自誓,邦人君子,幸鉴斯言。”

 

徐世昌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

 

曹锟

 

“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议。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竟其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际远过于前人也。”

 

蒋中正

 

“我们必须尊重宪法,实行宪法,确立法治的基础。同时更须全体国民了解民主的真谛,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和社会以及各种职业的活动上面,民主国家的国民,决不放弃权利,也决不推诿义务;民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但绝不是多数压迫少数,更不容少数劫持多数。每一个公民要有自尊心,要有表达公正意见的机会,也要有接受批评和牺牲小我的精神。”

 

李宗仁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谌旭彬:辛亥年,清廷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了

October 9, 2017

转自2017-10-09 短史记

武昌的枪声,距今已一百余年。“革命”这个词汇,也历经了种种变迁和浮沉。各种各样的“反思”,尤其是对“革命”的反思,也在百余年间纷至沓来。但“反思”之前,还是应该先搞明白“什么是辛亥革命”。

 

一、什么是“辛亥革命”


 

什么是“辛亥革命”?这好像是个不言自明,用不着回答的问题——武昌一声枪响,清帝国土崩瓦解,民国时代到来,不就是辛亥革命么?

 

这么说对不对?狭义而言,它是对的。但这种表述缺失了三个关键因素:

 

1、谁在搞这场革命?

2、革的是谁的命?

3、如何革的命?

 

只有回答出了这三个问题,“辛亥革命”的概念才算完整。

 

1、谁在搞“辛亥革命”?

 

先说第一个问题:谁在搞这场革命。以往的惯用描述,自然是“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这种描述有个严重的问题:究竟谁是“革命派”?

 

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派”,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常识”——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的;暴力的“革命”经常被拿来与和平的“改良”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革命在物质与道德两个层面的破坏性都很大,很长时间都难以恢复,所以,还是改良更好,更理性——自90年代“告别革命”的概念出炉之后,这个“常识”普及甚广,但它本身是错误的。错在误读了“革命”,想当然地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

 

之所以“革命”会被等同于“暴力革命”,在于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了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但凡诉诸暴力的政治运动,必属革命;但凡坚守和平的政治运动,必属改良。这种划分是不当的。

 

真正能够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是政治诉求,也只能是政治诉求。

 

具体到晚清,革命党自然属于革命派无疑,但长期被标签为改良派的立宪派,其实也属于革命派。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的时候,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梁氏说,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都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君主专制,故而都是革命: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梁启超在论战中还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但主张“有秩序的革命”,而不是“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显然系指革命党要推翻满清皇室而言;所谓“有秩序的革命”,则是立宪派的和平立宪。

 

就政治诉求而言,搞“预备立宪”的朝廷和搞“孔教救国”的康党,才是真正的“改良派”。

 

简言之,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游戏规则的选项。如果有,它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体制基础上修修补补,那么它就只是“改良”。以目的(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

 

廓清了革命的定义之后,自然不难发现,类似“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派没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他们的历史地位被高估了”的论调,其实是伪问题。主张暴力的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主张和平的立宪派促成了各省的易帜响应,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本质相同,都是“兴民权革专制”,实同属革命阵营。

 

2:“革”的是谁的“命”?

 

再讲第二个问题,辛亥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

 

这其实是一个真正不言自明的问题。革的当然是清廷的命,是专制的命——革命派的政治诉求很明确。

 

但现在流行一种“反思”,说“革命打断了改革”,认为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和专制,而且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的晚清宪政改革。这种说法很有市场。它如果成立的话,辛亥革命则不仅仅无功,简直可谓是有罪了。

 

这种“反思”是荒谬的。

 

其一,改革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慈禧临终前夕的1908年,颁布了一系列的反改革谕旨,譬如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譬如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譬如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譬如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满篇都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此年,改革就已经死掉了。此后,立宪派在咨议局内、资政院内的种种抗争,乃至发动民众走上街游行请愿,都已不能改变朝廷反改革的决心。

 

其二,“被打断的改革”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朝廷所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革”理应被打断。因为根据朝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时代的“开明专制”。如果“被打断的改革”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至于是否保留君主,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立宪派从来就没坚持必须保留一个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仍然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并无中断。

 

3:如何“革”的命——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第三个问题——如何革的命——最为复杂,它实际上等同于在追问“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现在有一种意见,简单地将武昌首义等同于辛亥革命,然后得出许多结论,譬如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偶然性极大的革命,说辛亥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又从武昌首义的参与者成分构成中得出结论认为“革命是由一群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搞出来的”。如此种种,也是“反思辛亥革命”的滚滚大潮中的一个部分。

 

把辛亥革命局限在1911年本身就错了。革命,是从革命派开始提出自己的“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开始的。革命,也一直要到革命派自觉完成了“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结束。当然,如此而言,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或者是否已经结束,也就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了。但有没有具体的起始、结束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须将辛亥革命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历史长镜头里,可以清晰看到,期望“万世一系”的爱新觉罗皇室主动丧失了太多机会。(至于说“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错在无视同属革命派、促成各省易帜的立宪派群体,这些人与会党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什么“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

 

众所周知,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努力,与外患紧密相随。这种努力,最初表现为洋务运动,后来是戊戌维新,再往后是清末新政。这些政治活动,通常都被冠以“改革”或者“改良”的名号,但这些活动,本身是存在巨大差别的。不理解这些差别,就无法理解“辛亥革命从何处来”这个问题。

 

下面对这些活动的实质作一个简单梳理:

 

1.洋务运动所要解决的,是清帝国“船坚炮利”不如西方的问题。

 

2.到1880年代,出现了一些体制内官员要求朝廷开设议会的呼声(譬如两广总督张树声),这和中法战争毁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有关,这些深受其害的体制内官员希望用一个“议会”来改变朝廷的决策机制。换言之,张树声心目中的议会,与西方民主、民权毫无关系,仅仅是一种“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可以用来制约朝廷决策被个人权斗扭曲(譬如慈禧与恭亲王)。

 

3.1890年代的维新运动,所关注的仍然是“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的问题。甲午年的惨败,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朝廷内部的决策机制有问题,受个人权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的影响太深。议会与民权虽然已经被部分知识分子结合在了一起,但朝廷并无意拿议会来实践民权;支持维新的张之洞等实力派官员,所关心的也只是“朝廷内部民主”。(“维新领袖”康有为为了实现个人的掌权之梦,甚至认为连议院都不必开,因为皇帝实在太英明了,英明的皇帝已经解决掉了决策机制的问题,没必要再搞什么议会。)

 

4.1901年朝廷宣布开始“新政”,同样与内部“民主决策机制”问题有关。1900年慈禧独断专行悍然对世界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京,辛丑条约赔款出现天文数字。此种惨痛结局,让帝国体制内官僚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朝廷内部民主”的缺失。两广总督陶模提议搞议院,界定“议院议政,而行政制权仍在政府”,很显然是希望能有一个机构对朝廷的决策做出监督,虽然这个机构叫做“议院”,但它和以民主、民权为核心的那个议院并无多大关系。

 

5.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之后,慈禧不得不于1906年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由朝廷主持的“预备立宪”由此启动。立宪派“君主立宪”和革命党“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也一并高调地摆上了台面。至此,议会与宪法才被视作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而正式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

 

6.1908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表示要走日式立宪的道路,其本质则是一种新的“开明专制”——这一点,《大纲》已经用各种各样的“议院不得干预”交代得非常清楚,与“议院不得干预”相对应的,是各式各样的(权力)“操之君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主张走英式立宪的立宪派,与朝廷的分歧越来越大。

 

7.1910年,立宪派组织了遍及全国二十余省,签名达数百万人(人数恐因宣传需要存在夸张)的要求立即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四次请愿,四次被朝廷拒绝。拒绝的根源,正在于立宪派要走英式立宪道路,而朝廷希望竭尽全力保住日式立宪的既定方针。

 

8.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打响之后,惊惶失措的朝廷迅速推出一份完全照搬英式立宪的《十九信条》,其中规定,种种权力都属于议会,皇帝将成为真正的虚君。其目的,旨在希冀挽回与革命党站在一条阵线上的立宪派,但显然为时已晚。

 

上述线索虽然粗糙,但至少可以讲清楚两个问题:

 

1.立宪派、革命党与朝廷是怎样一步步分离出来的。洋务运动时期,只有朝廷,不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戊戌维新时期,革命党极其零散,可以忽略不计,立宪派也尚未成型,能将议会制度与民主、民权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并不多,影响力很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国民仍然选择与朝廷一起“摸着石头过河”;1900年朝廷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促成了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06年日本战胜俄国,立宪派给出的解释终于突破了以往“议会”在决策方面更具优势的陈旧套路,而看到了立宪国的国民要比专制国的国民更爱国,更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由此得出立宪可以强国的结论;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明确宣示朝廷要走开明专制的改革路线,立宪派从此与朝廷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910年四次大请愿失败之后,整个1911年,从年初直到武昌枪声响起,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请愿活动。

 

2.时下很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想当然地把立宪派和朝廷放在一起(至少认为二者的距离更近),而将革命党作为二者的对立面,进而认为如果不是“革命”打断了改革,则立宪派有可能与朝廷博弈和平完成宪政改良。这种“反思”有违史实,辛亥年可供选择的并不是只有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实际上存在着朝廷的日式开明专制、立宪派的英式君主立宪与革命党的美式民主共和,一共三条道路。朝廷的道路与其他二者之间的差距才是最大的,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路径反而相差不远。换言之,并不存在什么“革命打断改革”的问题。朝廷本无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下面就士绅与清廷的离合,再做一点分析。

 

二、士绅为什么要抛弃清廷?


 

传统中国的统治基础,由以科举为维系纽带的士绅组成。

 

现在有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废除科举,断绝了士绅依靠读书做官的上升通道,导致他们变成了革命者。譬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如此说道:

 

“我认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废科举带来的负面影响。”(《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0日)

 

另一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上)

 

基于以上论述,沈渭滨教授对辛亥革命有这样一段总结:

 

“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同上)

 

这个结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是对的,是符合史实的。但其逻辑——读书人因为科举废除后,个人没有了出路,而倾向革命——恐怕并不准确。

 

因为废除科举并未损害读书人的上升通道: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读书人上升的主要通道。数据统计表明,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科举作为主要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实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废除科举得到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拥护。因为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了一个《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这个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闻所未闻,因为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既然废除科举并未损害、反而扩大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为什么“知识分子包括士绅”最终仍选择“叛离和反对清王朝”呢?

 

答案并不复杂:虽然废除科举对“知识分子包括士绅”上升通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1905-1911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自身已经完成了巨大的“身份转型”;与此同时,朝廷却迟迟地拒绝“体制转型”。当“体制转型”远远跟不上“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身份转型”时,原来作为朝廷统治基础的他们,只好为了自身利益,选择抛弃了朝廷,选择“叛离和反对”。

 

简言之:1905年的废除科举,确确实实冲击了清廷的统治基础,但这个冲击,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种断裂(“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被抛离);而是一种“转型”。

 

为什么不是“断裂”,而是“转型”?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构成比例最有说服力。根据台湾中研院张朋园教授的数据统计结果,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构成有这么几大特色:

 

1、咨议局议员绝大多数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据张朋园教授所制作的《十五省咨议局议员功名背景表》显示,“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正如革命党人谭人凤所言:“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参观了各省咨议局之后,则总结道:“议员大多为来自田间的读书人”。

 

2、议员中颇多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若单纯以学历而言,拥有新式学历的议员,在各省咨议局内并不占多数,按张朋园教授的统计数据,只有10.16%。但若以拥有新思想为判断依据,就远远不止这个比例了——井一三郎在访问了河南省咨议局之后,称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是一个可供参考的重要记载。

 

3、议员中有很多人曾在政府当中任过职,做过官。尤其以议长和副议长为最,63位正副议长当中,曾担任中央或地方官职的,有40人。

 

4、议员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数是43岁以上的中年人。譬如:奉天议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黑龙江40岁;湖南45岁;四川42岁。

 

这些数据统计清晰地显示:废除科举之后,作为传统中国统治基础的“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并没有消失,咨议局议员九成的功名比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没有“断裂”。咨议局是近代化的产物,是“兴民权”的结果,自1908年开始,以各省咨议局为领导核心,连续发起了多次要求及早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尤其以1910年的四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为最,这四次请愿运动覆盖全国,前后签名人数达数百万(恐有宣传需要的夸张),高达数十百次的群众上街游行……这是“转型”,是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向近代“中层社会”的“转型”。

 

朝廷不愿意失去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支持,因为这是它最重要的统治基础,这一点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的补偿措施里已经表露得很清晰。但问题是:当这些传统帝制中国的统治基础,完成了上述身份转型之后,朝廷却固执地停留在“君上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体制里,坚持拿“开明专制”式的日式立宪来搪塞这些要求“英式立宪”的统治基础们——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以兴民权为主旨的“英式立宪”政体下,这些已经从举人、贡生、秀才转型为“议员”的“中层社会”知识分子,才可能找到自己新的位置,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日式“开明专制”下,他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花瓶,社会地位反不如废除科举之前。

 

朝廷的制度转型远远滞后于其所依赖的统治基础的身份转型,最终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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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史学者何方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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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史学者何方辞世 官方羞提宪政但承认其敢于直面历史

VIA2017年10月9日 03:18

2017年10月8日,中共党史学者何方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网友提供图片)

北京 —  

曾被当局指责为仇视毛泽东的资深中共党史学者、原《炎黄春秋》杂志编委何方10月3日突然逝世,终年95岁。何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10月8日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当天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何方生前在学术研究中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也有评论认为,一批敢说真话的救党派老人日渐凋零,他们曾经寄望于现任中共领导层推行宪政,但现在对于体制改革的议题可能已经无话可说。

何方突然逝世的消息近日在海外中文媒体获得广泛报道,但中国大陆除了官方媒体澎湃新闻网站刊登一则简短消息外,其他媒体甚少关注。何方曾任原炎黄春秋杂志编委。而这份以反思中共历史错误、对当政者敢于批评建言的期刊去年7月被当局彻底调换编辑人员,并更改其法人代表。何方本人此前因其史学著述的观点不同于当局而遭到通报批评,引发热议。

据何方遗体告别仪式的一些参加者介绍,到场人数超过500,其中包括原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等老炎黄春秋编辑部人员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胡德华以及网传曾上书力促中共19大参加人选公布财产的马晓力等立场温和包容的红二代人士,以及众多同情何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告别仪式上送了花篮和挽联,称赞何方著书立说求实求真。她稍后发推说,工作人员奉命用墨笔塗掉纪念冊上杜导正的悼詞“唤起民众,实现宪政!”,连杜导正的名字也涂掉了。

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跟帖表示,由此证实:民众是不准唤起的,宪政是禁止实现的--这就是维稳,这就是初心。

有网评称,原炎黄春秋编委丁东收集的友人悼念何方的数十篇挽辞上网后遭封杀。

据维基百科介绍,这位有近70党龄的中共党员历经坎坷,几起几落,但晚年并未消沉,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写出多部专著和多篇论文,对涉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等问题剖析并提出独到见解。

法学家贺卫方在悼文中写道:何老年过七十仍笔耕不辍,以其丰富的历练和学养洞察历史,针砭时弊,对马克思列宁学说,中共、苏联历史以及中苏关系史,对张闻天的功绩地位等领域所做反思和研究均堪称经典,启迪后人。

何方早年曾担任中共元老张闻天的秘书,晚年与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百岁老人李锐和原炎黄春秋老社长杜导正等党内自由派人士一起努力敦促中共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

2016年五月,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通报批评时年94高龄的何方长期以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何方随即去信自辩。此事发生后,曾引起舆论高度关注。据悉,至何方后事处理期间,当局对其受通报批评一事仍未作结论。

到场参加何方遗体告别仪式的中国现代史学者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毕竟这位老人家还是中共党员,反正遗体还是盖着党旗,虽然这个党跟这些有理想有气节的老党员相互之间可能已经没什么感情了。

章立凡: 所谓中央巡视组拿他来当典型,说什么仇视毛泽东什么的。何方还写过一份抗争的自辩,驳斥他们这些说法。应该说他对中共的历史错误作了比较系统的反思和研究,然后总结。我觉得这个从史学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很多也是他的经历,也是第一手的。而且他也是比较客观地来谈这些事。所以我觉得给他扣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自己才是历史虚无主义。

这位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和时政评论人士指出,从过去五年的历史来看,现在执政的中共没有如何方等救党派体制内人士期待的那样对历史进行认真反思,吸取历史教训,而是出现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倾向,很难看出会有长远的未来。

章立凡:这些老人家内心可能还是爱这个执政党的。还是希望这个执政党能够凤凰涅槃。可是现在看,他们的这个希望可能得落空。

何方去世后,其原所在单位发出一份讣告,称其为中共党员、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副部级离休干部,对其离世表示沉痛,但未提及其贡献或过失。不过,该所在10月8日发布的悼词点到为止地触及了被认为敏感的问题。悼词称,何方同志在长期的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中,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悼词赞扬何方治学严谨,务实求真,一贯重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重视学术探讨和争论,认真研究现实问题,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悼词承认何方生前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始终关注中共和国家前途命运。该官方悼词未提中纪委巡视组曾批评其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网友提供图片) 

美国之音周日致电社科院日本所负责办理何方后事的治丧小组,一位姓武的先生表示,他未获得接受媒体采访的任务,随即挂断电话。治丧小组一位女士表示,何方的后事处理得很顺利,她对这位长者去世感到悲伤。被问及何方遭受中纪委通报批评其仇视毛泽东和搞历史虚无主义是否有新的说法时,这位女士表示,她是后来调到日本所的,不了解相关情况,建议记者联系高洪所长。记者多次致电高洪所长手机,但对方未接。

何方遗体在告别仪式结束后根据其遗愿捐赠,供医学研究。

茉莉:艾晓明的影像追求与水墨游戏

October 8, 2017
茉莉注:
这是我在《争鸣》杂志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到现在为止,我二十年间写稿的三家香港杂志《开放》、《动向》和《争鸣》全都停刊。
再没有编辑规定我截稿期,失去压力就失去动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从此会懒散下去。
 
不过我已在推特上磨匕首投枪一类的短评,请朋友们关注,谢谢!
 
瑞典茉莉@SwedenMoli2017
 

极权下的困兽”她玩颜色

             ——艾晓明的影像追求与水墨游戏

                                                     (瑞典)茉莉

 

有的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样的。翻开艾晓明的个人履历,作为同龄人的笔者不能不感到羡慕。艾晓明是中国文革后的第一位文学女博士,退休前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她所获得的奖项,既有中国的“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某年度“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也有欧洲有名的人权奖——西蒙·波伏娃奖。

 

但艾晓明令我敬佩的,不在于她所拥有的这些学位、头衔与奖项,而在于她以其独立、骨气、使命感、自由思想与批判精神,以其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展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罕见的道德形象。

 

 

十几年来,艾晓明涉足于公共政治,向人们诉说正义与真实。她手中所持的工具,从文笔到摄影机,再到今天画图的颜色。她义卖画作救助受难者,让我们看到,艺术家和公民运动的情感关联,看到极权政治无法摧毁的人间友爱,这些不仅对个人重要,对追求民主与社会正义同样深具意义。

 

只要有人呼喊,就不能说是绝境

 

在刘晓波狱中患病时,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刘晓波的命运与中国民主的绝境》。其大意是,刘晓波的命运令人沮丧地反映出中国民主运动的命运,它诞生于希望之中,却被中国对异见的不宽容所碾碎

 

中国的历史似乎是按照最荒谬的戏剧情节设计的。早已是21世纪了,但当局的政治打压却越发严酷,就像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所说:“激烈的批评被消灭了,他们再来消灭温和的批评,等到温和的批评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消灭那些保持独立不赞美的人了,……。”风刀霜剑严相逼,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隐身了,不再充满责任感地为社稷思考。

 

对艾晓明来说,继续拍片已经很困难了,前路障碍重重。她形容自己的处境是“困兽”。“我觉得自己被年龄体力围困,被政治压力围困,也被家庭的义务围困。” 在这三个因素中,政治压力是最大的困扰和障碍。

 

异议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但犹如困兽的艾晓明仍在缝隙中为人权发声。她知道,发声也许看不到效果,但沉默则是让自己的良心承受更大的屈辱,让中国陷入更大、更深的愚盲和野蛮之中。她709律师发声,为患病的刘晓波呼吁请愿,……。就像法国思想家班达所指出的:“知识分子的规则是,当全世界在统治者面前屈服的时候,也应该正气凛然地站立在那里,用人类的良知与邪恶对峙。

 

在一个令人恐惧的黑暗时期,只要还有像艾晓明一样的中国人发出声音,中国民主运动就不能说陷入了绝境。

 

 

信仰与社会抗争的方式

 

记得我曾给艾晓明提出一个问题:你有宗教信仰吗?我在你这十几年的维权经历中,看到你对这个世界的爱,以及你对女性,对每个个体的关怀。我想知道你的这种爱来自何处。

 

艾晓明回答说:“我有信仰,我要算一个非典型基督徒。我1999年在美国访问研究时,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受洗。基督的爱和牺牲精神是我内心的榜样,只是我没有实际参与到教会活动里。”

 

西方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描述也许包括艾晓明这种状态:“做义人就非得要有信仰不可吗?…关键不是信仰,而是做。” 基督教给她信靠和道德律令,使她理解与爱他人,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有多少种人生哲学,就有多少种社会抗争的方式。追溯艾晓明所走过的道路,我看她一路的自我转变。在2003年之前,艾晓明是大学中文系的一个教师,她的文学成果累累,既有长篇自传体小说,有不少文学评论著作,还有一些译作。从2003年介入“孙志刚案”和“黄静案”起,艾晓明走出书斋进入公共生活。

 

2003年是艾晓明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在为孙志刚呼吁的同时,了解到湖南女教师黄静非正常死亡一案,她开始拿起摄像机。2004年在胡杰的帮助下,她完成了纪录片《天堂花园》。后来,她独自继续往前走,在年过五十后学习操作摄像机和剪辑软件。就如胡杰所说:“她从一个象牙之塔走出去,从女权主义问题,又发现法治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在这一路上奔跑,就是一路上往枪口上撞。

 

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一些重要事件,成为艾晓明纪录片的主题。如2005年发生在广东番禺的罢免村官事件《太石村》,2008年川震校难系列《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国家的敌人》等五部作品,2010年的乌坎事件《乌坎三日》,有关新公民运动的《新公民案审判》,还有近年完成的《夹边沟祭事》。于此同时,她也是08宪章第一批联署人。从2009年起,她被禁止出境,在去香港的海关被拦截。当局认为她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戏称不拍片,改行“玩颜色

 

当历史被歪曲被抹杀之时,寻找历史变成一件危险的事情。撞了这个禁区,纪录片导演也变成“国家的敌人”。在云数据监控和社区网格式管理、定点维稳的社会,独立纪录片作家举步维艰。艾晓明告诉我,她的一些纪录片战友已经陆续离境或移民异国。艾未未、黄文海、何杨以及最近举家避难德国的杨伟东,这些都曾是活跃在中国、富有创造力的纪录片导演。

 

在接到艾未未电话时,艾晓明曾问他:“你还回来吗?”艾未未说:“不回了。”他说的八个字一直在艾晓明心里盘旋:“没有空间,浪费生命。”

 

艾晓明不断地问自己:如果你注定死在中国,你在死定之前,是不是还在寻找空间,保持创造力?在中国,目前连微信群主都可能因涉足政治被治罪,发布群体事件消息的年轻人也被关进监狱;那么,涉足政治历史和公共事件的纪录片导演,你还能走多远?更不必说,缺乏资金和助手团队;也没有空间公映作品;历史研究怎么做,还要不要继续?

 

今年,她的历史纪录长片《夹边沟祭事》问世后,警察和校方多次施压。在这种情况下,她戏称从此不拍片,改行玩颜色了。我看到她不时在朋友圈里晒画。国画笔法,风花雪月,表面上似乎在与残酷政治无关。但画如其人,艾晓明正是发挥了水墨的写意精神,将风花雪月元素与个人的政治情怀关联起来,从标题和立意,都投射出强烈个性。

 

她明码标价,并宣布说所有收藏费全部捐赠义人。朋友们因此慷慨解囊,二千一幅的水墨不到半天就被收藏了。这些作品犹如爱心纽带,将公民间的关爱传递到良心犯的家庭。

 

例如,著名网络作家王五四收藏一幅《鸡年》,立意令人忍俊不禁。苏州一位书法家收藏了艾晓明的墨荷,画面题诗表达了作者的哀痛。《哀囚》是艾晓明有感于燕文薪律师对公民屠夫狱中情形的通报。得知刘晓波保外就医,艾晓明画了这幅《天堂鸟》,此画为一家民间的艺术文件仓库收藏,收藏费捐给了屠夫的家人。

 

 

将画作义卖当作纪念品赠送,艾晓明说:“我不专业,画是心意。一位藏家的话深得我心:我们收藏的是历史的细节和人性的温暖!有意私信,情义无价!” 

 

在无畏者面前就有路

 

这些因义而生的斑斓水墨色彩,也温暖了遥在北欧的我。我想起阿伦特的格言“经历造人”,试图认识造就艾晓明的时代背景,理解她为何会把纪录片当作“匕首”与“投枪”,思考为什么她会比大多数体制内自由派学者走得更远,其步伐更为坚定。

 

2015年维权律师王宇被抓、她的儿子包卓轩被禁出国,艾晓明在微信上公开说:“孩子你别怕,大姨我当年也是黑五类。你的世界注定宽广,很多人都关心着你。”在《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一书中,艾晓明曾讲述过她家的遭遇。她的外公唐生智是国民党陆军上将,父亲艾仁宽在文革时曾被打成右派。她书写一家三代在文革中的经历。展现了一幅荒唐、狂热、残酷的乱世镜像。

 

我们那一代,很多人早年都有类似的“黑五类子女”经历,但有些人不认为那种历史还有什么价值,当年被歧视被侮辱的记忆,早已让位于实用主义者的功利算计。与之不同的是,艾晓明一直在纪录和思考那一段血泪交织的心灵史。

 

在抗争的路上,艾晓明比前辈知识分子走得更远。今年春,艾晓明当年北师大的恩师兼师兄王富仁先生过世,钱理群先生在回忆王富仁的文章中,讲到王富仁曾在他承受压力时反复告诫他:“你不要再说话了。”怀念恩师,艾晓明和朋友们讨论师长的未竟之志。不要再说话——这是相濡以沫的兄弟情谊,但不能把它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态度。她写道:

 

我尊敬的师长,最远就只能走到这儿了。可是,不能走得更远吗?他们的止步之处,便是留给我辈的挑战。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总不能把这句话再作为遗嘱。……当你没有恐惧,他们就恐惧了!可见,在同一个时代,总还是有大勇者,他们把抗争伦理的标杆扛住了!继承师兄的学术思想,并从新的斗士那里汲取勇气吧!”

 

艾晓明说,在她现在这个年龄,常常会想起一段话,那是鲁迅翻译的《与幼小者》的结尾:“幼小者阿,将不幸而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带在胸中,上人生的行旅去。前途是辽远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无畏者的面前就有路。去罢,奋然的,幼小者呵。”

 

 

从年轻一代的抗争看到希望

 

在荒谬昏暗的现实里,艾晓明的心情有时也会陷入灰暗迷茫。作为曾经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她之前一路走来的维权,被我视为“改良”之路,即没有政治要求,只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权利得到保障。与很多自由派人士一样,艾晓明曾相信改良渐进会“水滴石穿”。后来她发现,自己连石头在哪都不知道,何谈穿透。

 

原本体制内的她,居然就偏向了“口炮党”的观点。近年来,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所谓口炮党和改良渐进派的争论不断发生。所谓“推特口炮党”的,原指一群光说不练的人,结果有变革派人士以此自称,使之具有了正面意味。学者莫之许曾总结口炮党与改良派的分歧,说:“改良公知不承认政治反对之于渐进转型的必要,而口炮也不承认社会发育之于变革的必要。”

 

而长期观察维权运动的艾晓明,则是现实经验中发现:只改良而不结专制,仅仅呼唤当局宽松开明一些,要实现民主只是“虚假希望”。例如,她曾介入过“孙志刚案”,看到当局在结束了收容遣送之后,黑监狱很快死灰复燃。她曾用镜头纪录的坎村,后来被当局秋后算账。据莫之许说,近来随着当局的打压力度增大,改良公知变得消沉,也不再抱着心理期待对“改良”进行合理化论证了。

 

不管是口炮党还是改良派,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都面临考验和挑战。那么,艾晓明到哪里去寻找超越困境的精神力量呢?她觉得希望在年轻一代。她因此支持女权行动派,支持性少数平等权利运动以及年轻人发起的社会活动。

 

近日,艾晓明推荐了甄春燕的《甄江华印象》一文,年轻的维权人士甑江华目前已被拘留,尚未见到律师。他的姐姐春燕记述了姐弟俩在底层社会跌跌碰碰的成长。艾晓明说:“因为这样的年轻人存在著,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经验的真实,他们忠于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这就是极权所无能驯服者。”

 

这位本可安闲享受退休生活的女教授,由于其价值选择和批判立场而走出学院,走进底层真实的生活,去维护那些面容哀伤的人们:失去女儿的母亲,患艾滋病的村民,震灾受难的孩子,被打成右派的老人,系狱的囚徒……。以实际行动和人格操守来完善自我,她也获得了命运的垂青。她的人生,如同她生动画笔下的花卉一样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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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7年十月号

(这是停刊号,该刊走过四十年,从此走入历史)

 

五柳村2017年10月8日(星期天) 晚上9:06收到

查建国时评两则

October 8,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91

“修X底德陷阱” 是根椐古希腊历史学家修X底德一个观点定名的。修X底德在研究雅典与斯巴达爆发战争的原因时,认为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很难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和平共存。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

近年,国际上关于中美关系可能陷入“修X底德陷阱” 的言论骤然增多,我以为虽中美矛盾加剧,但无不可避免的战争。中国大陆近30年因“改革开放” 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因政体不改又出现了重重新问题。从整体讲、从共产体制发展周期讲,中国不是朝气蓬勃的上升新兴大国,也不是什么新的“红色帝国” 崛起,而是一个病体缠身的,虽有一时“回光返照” 之象或因某“核心” 的努力再多走一程,但终已进入末代的共产主义国家而已。

中共新领导5年前登基,按固权传统:对内,杀人立威;对外,用兵示强。前两年,一改邓对外韬光养晦即定方针,在钓鱼岛、南海,后又在“萨德” 、对台、中印边境等方面用强,可都无功而返,在朝半岛、中东等世界热点上也只能敲敲边鼓。中国领导人终于明白,与美磨擦虽还会不少,但放下身段,妥协、合作应成中美关系主流,这才最符合国内维稳、保中共一体制的核心利益。
2017 / 10 / 8 北京(文中一词用字母代替一字才发出,见谅)


查建国点评之592

“历史终结论” 是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他认为,苏东剧变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

福山的结论引起巨大反响。我以为苏东剧变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巨大挫败,讲“终结” 似乎早点。君不见,中国大陆以邓式改良开启了共产主义国家新模式。但我更不同意“中国模式” 可以终结西方民主制度的说法。

我的一位老朋友,现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先生最近发一文,题为《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终结“历史终结论” 》。房文讲,中国“提供了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扬弃,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

房文说:“美国声称的‘民主’ 只落得把中东化作满目疮痍” ,这是把伊教极端主义的责任转在了民主身上。请问,有了自由选举权、经济大发展、取得反恐全面胜利的伊拉克人,还愿意回到萨达姆时代吗?房文讲,中国方案是“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相统一” 。房老弟真敢言,贵党开个大会,提前几个月,我们的聚餐权都被剥夺了,这不是什么理论争议的事,而是能否睁眼看事实的良知问题了。党权集中再集中与人民政治权利丧失再丧失的相统一的“中国模式” 必将被历史性的终结。
2017 / 10 / 9 北京

刘亚伟 | 保守主义:一种有信仰的自由主义

October 8, 2017

“有信仰的保守”,这是今年四月份,我与冯克利老师一起在爱琴海上的一艘帆船上,相对而坐喝茶时,他对我说的话。

 

刘军宁老师对此的表述是:超验性的道德秩序。

 

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冯与刘的指向是一致的。

 

 

冯老师似乎对这个表述还不太满意,他认为“有信仰的保守”,这样翻译也还是不太准确,但一时想不出更好的,暂且这样吧。

 

 

我顺着这个意思发挥了一下:不管这种信仰是以什么宗教形式表达出来,也不论你如何称呼那个最高主宰:“上帝”“真主”“老天爷”,或者是“我的主”,只要你承认他是先验的绝对存在。

 

 

有信仰的自由主义,这是根据冯克利、刘军宁两位老师所说的,我对保守主义的理解。考虑到中国这个现实语境,我主张姑且称之为“现代保守精神”。

 

 

根据有限的阅读,我以为,说“保守主义是一种有信仰的自由主义”,这里面包涵有三层意思:

 

一、是说人类活动的规则秩序是先验的。人类不是规则的创造和制定者,只是被动的接受者,顶多是发现者。

 

二、是对人性的不可改变性的承认和敬畏,并把这个认识作为一切活动的前提;由于这个超验性前提的存在,所以这世上没有完善的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人类应该明智地放弃对完善制度和完美社会的追求。

 

三、是强调人类的无知状态,提醒自己,要知道自己是无知的。不要太相信科学理性,不要妄自尊大,对于无知的领域,对于未来,人类应该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怀着温情,追求正义!

刘亚伟:怀着温情追求正义

October 8, 2017

微信群或者朋友圈,基本上是同道相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地方,每当有比较大的或者敏感的事情发生,成为群里的热点话题时,许多群里就会骂架。

连如何讨论问题都不会,两句话不合,就开骂,这追求什么呀!

有人曾做过一个调查,他发现一个群无论大小,基本上只有十几或二十几个人在说话,其他人保持沉默。原因可能多种,但是一言不合,立马就批评指责,这肯定是原因之一

今天大家不仅是走在回归常识的路上,在学习和掌握做一个正常人的种种知识和思维能力的过程中,人性在收复中。而且醒悟有先后,各自在自我启蒙与救赎路上所致力的侧重面也有所不同。

一句话,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朋友还远不是一个正常人。这个时候,面对某一件是某一种现象,习惯性力量使然,出现一些认知性错误,说一些错话,做一些错事,也是不可避免的。

群里不同意见,无非就是这一刻于己不同看法的人,看法不同,意见不同,也许在下一刻他正在准备改变。

应该承认,今天聚在这里,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是想有所改变的人,促使社会有所改变,自己也有所改变,是内心向善的,一时未能至,但大家心向往之。

这个时候,更需要相互鼓励,肯定,需要相互间传达一种善意,防止习惯性的敌意,那种一言不合就开始斗争、批判,视为异己,并习惯性地把异己当做敌人。

经历告诉我,这些年自己从这种传统型的习惯性力量中解脱出来,超脱出来,是多么不容易,真是一场检验毅力的精神跋涉。所以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自己往前多走了几步就沾沾自喜,就自以为获得了批评指责的优越地位和权力。

这个时候,相互负责、珍惜珍视,鼓励鼓劲,善意提醒,这些都极其宝贵。

遇有不同看法,你急切地想开口反对说不的时候,自己要有一种清醒意识,弄明白唤醒我们的,是道德意识,还是权利意识;此时此刻你是在做一个道德判断,还是一个基于个人权利的常识判断;来到你嘴边的,是一个标签、一顶帽子,还是对具体事做具体分析。

我常提醒自己,不要笑话他人的行走姿态,多看看自己,自己走的并非那么风姿绰约。

总是习惯性的比较容易先看到别人的失误和不足,这是人性的现实,是很难改变的,必须学习面对,知道这是现实,不能把人性理想化。

看见不少朋友在转一个《我只抵制蠢货》的帖子。其实回看自己,十几年前或更早些不也是一个蠢货吗?抵制蠢货,只能让蠢货越来越蠢,除了发泄下个人的情绪,窃以为并不可取。

蠢货之蠢,在于失去了一个人正常的感受能力,泯灭了人性和良知。咱们干啥不用真相,用切己的利益、利益安全,来触动“蠢货”感受能力的复苏,趋利避害人性的回归呢?

遇见争议,有人抹黑你所尊敬和信赖的人,也不要立马拉黑,断绝往来。

主持公道,并非要把异见者视作敌人,把他的行为视为敌意。更不要搞株连,谁是他的朋友,走得近些,也都一体对待。这样的话,与我们所致力改变的那些,不是一样了吗?

不要给自己言行赋予过多的道义感,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会被人误认为某个组织的成员,理由很简单,过去几十年他们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个人以为,理性话语的缺失,语言暴力的泛滥肆虐,也许与“左”“右”立场无关,而可能与双方所持的相同的思维方式直接相关。

隐性的日用而不知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时候还都主宰着我们的言行,这个社会也远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今天泛滥的语言暴力不过是旧时代斗争哲学,倡行非白即黑、非友即敌的敌对思维的后遗症,以及自认为握有宇宙真理的绝对主义思维的惯性效应而已。

现在网络上的理性说理的声音比较微弱,充斥着各种挑衅性的言辞,谩骂诋毁、恶意诽谤性的言论,说明与社会同构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还控制着大多数人们的思想,说明思维方式转变的迫切性。

互动不是互撕,要理性不要情绪,要善意不要对立。怀着温情,追求正义。


    

刘亚伟,山东曲阜人,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现代性转型。近期有微讲座《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五柳村2017年10月6日(星期五) 上午10:09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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